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
我想，大概……是真的吧。
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
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
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
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
因为我镇压过了。
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
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
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
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
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
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
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
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
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
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
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
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
“老天啊，”
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
“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
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
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
“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
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的，新人都这样。
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
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
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
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
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
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
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
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
他们可舍不得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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