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听起来有点吓人，像前一阵子流行的酷评。
但我想说是另外的事，我把“书法的终结”
作为状态，用来对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墨迹进行一点描述。
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墨迹，是一个很独特的文化现象，由于他们对传统普遍的批评、怀疑，使他们对书法的态度，既与他们之前的文化人不同，也与他们之后的文化人区别。
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颠覆传统思想，反对中医，反对京剧，对中国画冷嘲热讽，甚至还有建议把汉字给取消的，但他们却没有说过要取消书法。
熊秉明有个观点，认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如果我们赞同这个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不就会觉得奇怪吗？他们几乎把传统的方方面面都盘点到了，怎么就独独遗漏书法？我的解释只能是书法在他们当时生活中的日常性已使他们对其传统视而不见，拿毛笔写字就像用筷子吃饭似的。
筷子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批评传统文化的人并不会鼓动人们扔掉筷子。
毛笔也是这么回事。
对筷子或毛笔有解读愿望的话，当时也不可能发生，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是在符号学照相馆布景前站立的姿势。
而五四的基础恰恰是哲学的匮乏和本能的有余，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有条件声势浩大。
也就是说，熊秉明的观点是在毛笔的日常性日益消逝之际才能产生的，五四时期，毛笔还是新文化人必须的书写工具，你要发言，你要批评，你要交流，你要怀疑，都离不开毛笔这个书写工具，这真有点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意味。
如果把它看作一个不十分到位的象征，五四的不彻底、浮躁也就是胎里毛病，后人不必饶舌了。
要说的是五四时期的不彻底是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和怀疑还不彻底，对新思想的接受又很浮躁。
不彻底和浮躁总是互为指证，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把“书法的终结”
作为状态用来描述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墨迹，出发点就在于毛笔在他们生活中的日常性。
这算什么出发点呢？大伙儿或许发笑。
毛笔在五四时期之前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性要比五四时期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性更来得日常，除王冕陈献章高其佩之流，不是因为少年穷窘，就是因为个人癖好。
但我以为他们还是不一样的。
书法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而言，更多只有书的需要，而没有法的制约。
这些新文化人墨迹，我们现在看来，常常是看不出来历的，即他们的书法形态往往面目不清。
他们仅仅用毛笔写字而已——既不像前人要把字写成某家路数，也不像后来者一用毛笔写字，就自以为是书法家。
明代以降，就是天才如八大山人、担当者，某一阶段都在努力把字写成某家路数，董其昌字体大为流行，八大山人和担当都曾写得一手董字。
八大山人中年还在写董字，他是自觉地在接受书法中“法”
的制约，相比之下，同在中年这阶段的陈独秀、胡适的书法，他们完成的只是书法中“书”
的需要。
五四时期“书法的终结”
，说得确切点，就是书在延续而法已终结，无心插柳柳成荫，从这点上看，他们对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颠覆，在书法这个领域似乎又是最为彻底的了。
假设这个说法成立，再结合熊秉明观点，那么五四为什么还是不彻底和浮躁的呢？这就导引出这么两点：一，文化并没有核心，也就不存在核心中的核心这一个问题，这仅仅是学者的想象；二，文化是有核心的，但书法并不是核心中的核心。
这两点与五四时期新文人的关系都不大，我得出的是一个与这个前提缺少关系的结论，就是在这个语境中去反叛这个语境，它只有对抗的情绪而缺乏再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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